车企抗疫公益：“慈者爱，出于心”，别拿道德绑架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抗击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疫情，众车企在积极行动，纷纷解囊相助，积极捐款捐物，但网络上也有不和谐声音，比如，“鸡贼”抗疫。

似乎，谁也脱离不了用有色眼镜来看待公益，包括我。

我是谁？我是一名公益老兵，也是扉旅汽车的忠诚粉丝之一，关心粮食和蔬菜，关心国计和民生，关心价值和意义。

今天读到汽车圈里的两篇文章，是关于车企特斯拉的，一篇说它的“鸡贼”抗疫，后来又补刀一篇“亡羊补牢”。文章当然写得不错，读得也挺痛快淋漓的，但是心里总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道德绑架的味道，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咋说咋有理，没有任何可反驳的地方，可是，就是让人觉得不舒服，就好像，你赢了场官司，可你却输了人心。

又看到了一组数据：截至2020年1月31日，1068家企业已累计捐赠147.1亿元。

其中，阿里巴巴、蒙牛集团、运鸿集团、腾讯、百度、恒大、字节跳动、招商银行、美团、吉利控股、方大集团、牧原集团、立白集团等33家企业捐赠过亿元，359家企业捐赠1千万到1亿元，676家企业捐赠1百万到1千万元。

我大概算了一下，所有汽车品牌捐款捐物总计超过6亿元。

过去的2019年，是汽车行业深度寒冬，大部分车企的日子都过得比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车企要尽社会责任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估计把一年的利润都捐得差不多了，这其中还有一些亏损得不少的企业呢，自己温饱问题还没解决，还得先支援抗新冠疫情的灾难。

有时候公益也是把双刃剑啊，做不好也会伤了自己。另外，公益和慈善也不是只有捐款捐物一条道啊，其实公益的道路千万条，要选哪条先问问自己的初心在哪里。

我作为一个小规模的公益基金会负责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公益经验。我们捐不出成千万上亿的善款，但是我们绝不会让自己在这场战疫中缺席，作为专业公益组织，我们不冲动，我们更理性，在大规划善款、物资和志愿者都涌向武汉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是我们能做的，什么是武汉最需要的。

事实上，我们从网络上都看到，大批的资金和物资涌向了武汉红十字会等国家指定公益机构后，资金的定向或按需拔付、物资的调配就成了巨大的挑战，这对任何一个机构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天暴涨的新增疑似和确诊人数，所有医疗防护设备的紧急需求，都是在各种慌乱的情况下发生和处理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捐款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捐完款了，至于善款的管理机构什么时间能不能将款项落实到位就管不了，而这个时候，是有钱也无法买到的医护物资的产能，那些能从国外采购大批物资并运送到武汉的企业和个人在我看来才是最值得敬佩的人。

然而，在自发的爱心行动之外，抗击疫情的统一战役是必须在国家一盘棋下来指挥落实的，核心的力量，还是来自政府投入，民间参与肯定会雪中送炭，但更多的是锦上添花。

为了让我们这束“花”添得更有意义，我们打算除了捐赠医院急需要医护物资，我们也要用实际行动鼓励那些英雄的逆行者，他们抗击在第一线故事所带来的社会正能量是无价的，另外，要实实在在地帮助那些因疫症致困的家庭，虽然国家规定了报销治疗新型肺炎的一切费用，但是还是有很多家庭因此疫家破人亡，永失至爱。我们希望守护那些被厄运暴击后的爱与希望。

在我看来，公益之心，是不应以捐出多少钱多少物来衡量的，同样，公众也不应该以企业规模之大小，企业家社会影响力之强弱而判断他该捐多还是捐少，公众也应该对做得不妥当的企业给予宽容之心，只要初心是好的，是想帮助解决困难的，就应该被宽容。

汽车圈里这几天有些文章可能讲得很有道理，却也可能伤了那些正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车企品牌的心，作为在公益行业混战十几年的老兵来说，那些公益者（包含组织和个人）所可能面临的舆论风险我是再清楚不过了，你做了有人骂你，你不做也有人骂你，你做少了有人骂你，你做多了也有人骂你。

当年王石捐两百万有错吗？没错，可是公众不满意，他就有错。陈光标十多年下来捐了多少钱？二十几个亿吧，可是公众还是骂他，觉得他太得瑟。有人捐了后站出来说几句话，公众就说你做秀，有人默默捐了啥也不说，公众说你心里有鬼。这就是咱的公众啊，又爱又恨。

特斯拉捐了500万，不算多，也不算少啊，惹祸的是那“500万元的充电费“，我相信那不是什么“鸡贼”之心在做怪，而是做这个建议和决策的特斯拉人肯定没用脑子想过这场疫打下来的首要步骤是大家都别出门，充电费形同虚设，品牌部门也好，公关部门也好，非强让公益跟自己的产品扯上个关系，结果给自己扯了一身骚。

最多也只能说他们只是没脑子而已，但是说到“鸡贼”，这是价值问题，这事就严重了。

话说回来，就算是它“鸡贼”地公益了一把，我请问，它伤害谁了？它图谋啥了？

我记得十年前我曾经对话一个公益界大佬（此处不方便透露姓名），那时候公众总是骂他做公益就是做秀，但是他的一翻话倒让我们这些刚入公益圈不久的小白重新认识了一下公益，他说我实实在在拿钱出来，救了很多人的命，解了很多人的困，我不图感恩，我也不怕站在台上讲出来，讲出来不羞耻，你们愿意骂就骂吧，我会坚持再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知道有许多人的命运因我而改变，我相信有更多的人因为我站出来而改变看法，但，不改变看法的你，只能十年后还是一个只会骂的喷子而已。

是呀，有哪条法则规定做公益的人必须是许家印、马云、徐永光这种大家，而不能是陈光标秀得高调型的和特斯拉这种看着有“鸡贼”型的呢？

毕竟，他做了，就比不做强。

在公益这条路上，我们，应该，可以更宽容些，这样才能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在国家、社会有难时，能够毫无顾虑的上场。

在公益和慈善这条路上，我们走得很急，很快，也很不成熟，公众的公益心智真正日渐成熟是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开始的，自那之后民间公益组织的蓬勃发展，企业公益力量的重度和深度参与，民众对公益有了更理性的认知，直至2016年中国首部《慈善法》的颁布实施，社会力量参与公益和慈善才算有了正规的指导和监管，中国的公益和慈善模式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最初的单纯的输血型捐款捐物到2.0时代的授人以渔，再到后来的3.0时代就是建设一个公益生态系统，更多的企业家参与进来，用商业的思维模式来解决一直以来公益行业的造血问题。

我曾考察过英国和德国的公益慈善系统，相对来说，西方的公益体系更成熟，公众的公益意识已经成为固有的理念和价值，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家，他们的公益组织的善款大部分都是来自民间的固定捐赠，社会化善款占了绝大部分，公益领域的分工很细，有的组织专门做联合劝募，有的组织专门的实施，有的组织专门做公益机构的支持系统，有的专门做公众理念的宣导和普及。

所以，在西方很少出现这种“绑架”式的捐款，我说的绑架式的捐款，是指企业或个人受到社会和公众压力而不得已做出的捐赠。